多肉植物的文化背景

世界有关多肉植物最古之文献，为英国王室植物园图书馆收藏之纪元前约350-287年间，希腊博物学家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原著之英译本《植物之探究》（Historia Plantarum，希腊文：Περὶ φυτῶν ἱστορία）一书。该书曾对大戟科（Euphorbiaceae）多肉植物有所描述，其英译本原意如下：“基督罗西亚之木；一种带刺植物，有叶及根，各枝均披锐次，枝叶折伤处流出大量乳液，此乳液与人类及其它动物之乳汁相似”。公元1175年，宋代范成大（号：石湖居士）所著《桂海虞衡志》“志草木”一篇中，曾提及“龙骨木”之名（“龙骨木，色翠青，状如枯骨”），是东方最早提及多肉植物的文献。十八世纪，瑞士植物学家奥古斯丁·彼拉姆斯·德·堪多于1716年完成巨著《多肉植物之历史》（Plantarum Historia Succulentarum）三卷，始确立“succulent plant”一词，为多肉植物名称之由来。德·堪多以后，复经过一系列之植物学家，研究发展而臻进步，如乔治·边沁，约瑟夫·道尔顿·胡克，Charles Edwin Bessey，约翰内斯·戈特弗里德·哈利尔（1868-1932），史蒂芬·恩德利希，奥古斯特·威廉·艾希勒，阿道夫·恩格勒，Alfred Barton Rendle（1885-1938），Oswald Tippo等，进而依花披（萼及瓣）和子房的关系位置，植物生态习性及花批的性质（无瓣、离瓣、合瓣）或依生态学、分布学、遗传学、组织学、地理学、化石学等而详予分类，始有今日之细密详实分类法。

在东方，对多肉植物之具体研究以日本较为进步。日本自1769年研究风气已很盛行，如当时之学者中泽以正曾著《中山传信录物产考》一书，书中含有大戟科多肉植物的绘图介绍，并称之为“霸王鞭草”。日本明治时代园艺家松泽进之助氏，将“Succulent Plants”一词译成汉字“多肉植物”（タニク ショクブツ），是为此名词之来源。我国自明代以后，对多肉植物研究较少，但华南一带民间栽培多肉植物却很普遍，其中产自云南之云南石莲（景天科）、球兰（夹竹桃科）等颇为有名。明朝李时珍撰《本草纲目》及高濂撰之《遵生八笺》（1591年），均对多肉植物有所提及。

保护现状
在南非，对于每种植物最主要的威胁已经通过南非红色濒危物种名录确定。对南非植物区的主要威胁包括基础设施发展，城市扩张，作物种植，木材种植和开矿。自然植物们的生存环境被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自然环境上的损失是迄今为止对南非植物造成的最严重的伤害。总共影响了1600多个种群，其中大多都属于多肉植物。外来侵入植物物种超过本土植物物种是另一个可怕的威胁。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栖息地退化，包括过度放牧，不适当的自然火灾管理（包括太频繁，太少或完全不发生季节性火灾），清除森林和热带草原上的灌木和树木等。这些不良因素可能会使自然植被完好无损，但却会干扰甚至破坏重要的生态系统，导致对环境较为敏感的物种的流失。
收获这种利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些利益来自于破坏性地去除野生植物和毁灭它们的栖息地，用于本地和国际贸易的树皮（药用和观赏植物）以及建筑和工艺材料。而另一个潜在危害是人口因素，包括由于人口密度高而导致的种群繁殖成功率低。同时环境上还受水，土地或空气的污染。对化学物质敏感植物，通常是受有害工业和农业化学物质影响而灭绝，如堆积的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物种动力学的变化表明由于本地物种收到自然相互作用的干扰，如传粉媒介和分解者的丧失。而因此受到威胁的物种就容易灭绝。通常，严重的生存环境干扰可能会使一些本地物种具有竞争优势，然后以与外来入侵植物“同流合污”，并且替代其他较为脆弱敏感的本地物种。而气候变化也已被确定为对部分植物的威胁，特别是因气候变化而导致无法正常休眠或者繁殖的植物就会大面积的死亡。而且因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并不容易预测，所以南非的一部分植物是相当危险的。当地有约25%的物种正处于濒危状态，有0.2%的物种在野外已经灭绝，例如番杏科金绳玉属的多肉植物海葵（Jordaaniella anemoniflora），在野外已经绝迹。